与赌博做老千式的“设局”骗好人不同，也有“设局”骗坏人的，例如公安人员“设局钓鱼”。据报道，某地成立了一支由8名年轻漂亮的女警组成的警队，其任务是作性罪犯的诱饵，以高跟鞋、迷你裙及低胸上衣取代密实的制服，试图引出强奸犯。还有“设局”抓盗车贼的，不一而足。尽管这多是出于善意，也受到了有识之士的质疑，因为这未必能打击真正的违法犯罪，而且这种执法方式也属非法。但是近来也有企业在用人中“设局”的，常被作为一种经验谈。例如招聘时，考官在桌前的地上丢一张纸片，应聘者如能拣起来就被认为合格，否则就无情淘汰。这种“设局”显然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如果说就单项考核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用以考核一个人的大节则是本末倒置的，在实践中难免失之偏颇。

    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往往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但是以一时的“设局”定乾坤的做法与“试玉应烧三月满，辨才需待七年期”的规律相悖，因而不足取，古人也早已有所认识。据唐史资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担心官员腐败问题的发生，秘密安排左右去贿赂某些官员。果然有人上套，“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李世民听到报告后很生气，准备把门令史杀掉。民部尚书裴矩出来劝阻，他对李世民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李世民幡然醒悟，不仅没有杀那个门令史，而且放弃了这种“设局”的做法。有人上书清除佞言之臣，李世民就问他：“你让我清除佞臣，谁是佞臣呢？”上书者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佞臣找出来，“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李世民不以为然，他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剔除其君臣的封建意识，汲取其源流的思想精华，李世民的这种态度值得那些以“设局”为能事的管理者们深思。

    以“设局”的方式考察人，就事论事，当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在风云多变的经营活动中，以一时一地的得失论英雄是万万不行的。这是因为人的成长过程与管理氛围的变化密切相关，管理者的榜样作用影响更大，这就是李世民所说的源与流的作用。就是那个劝谏李世民不要“设局”的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佞臣，但是在李世民的手下就敢于犯言直谏，就是因为前朝昏庸，而唐太宗是个明君。后人司马光评价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景字古通“影”，表指的是古代测日影的标杆。表动则景随的意思是说，被管理者的表现是管理者标杆作用的影子。司马光的景表之说与李世民的源流之说，可谓异曲同工。由此可见，与其“设局”考察员工，不如自己作出好样子，扶正祛邪。

    当然，如果让员工独当一面，管理者的榜样影响力就会相对减弱，在作出决定前应该慎重对待，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察。但是实践对独当一面人才所需素质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用“设局”的方式代替实践磨练，容易以偏概全；在对人的考察中希图走捷径，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也许企业用人不必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过程中按步就班的进行，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还是必不可少的。山西票号最后一位大掌柜李宏龄认为：“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他所总结的晋商对伙计的考察办法值得我们借鉴：“远者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者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者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者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者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者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者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者易惰，班期二年以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即使通过这样多方面的考察，也很难保证一个人能善始善终，需要采用相关的制度进行必要的制约。以为通过一两次“设局”就能解决识人的问题，很容易造成对用人疑人制度建设的误导。

    当然，在对员工进行考察也不能完全屏除人为的因素，包括人为地弥补、强化某种环境要素，以便更有效、更直接地达到考察的目的。但是这应当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它与刻意“设局”的区别正如李世民所说的那样，是“以至诚治天下”还是玩弄“权谲小数”。两者的效果不同，对于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考察，员工除了能感悟到管理者的“至诚”，还能体会到管理者对自己着意培养的良苦用心，从而受到激励；而对于“设局”，过关者心存侥幸，没有过关的员工难免会产生被戏弄的感觉，大家从此都会保持戒心，于是乎难免在工作中分心，从而使团队产生离心力。至于李世民所说“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自以为种下的是“龙种”得到的却是“跳蚤”，那就与管理者“设局”的初衷更加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