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学上来看，“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这种观点，最少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第一，判断意见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一件事情，参与讨论的人越多，则可能出现的意见也就越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背景，有各自不同的知识储备，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可以说，如果组织没有对成员进行教育，出现不同的意见是必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组织成员共同认可的标准，依靠这个标准来判断一种意见是否正确，一种意见是否比其他意见更加正确。只有这样，当产生争论的时候，才不会出现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也才能确保有一个结论产生。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判断一种意见是否正确，最有效的标准就是实践。把这种意见运用到实践中，如果能够指导实践甚至引领实践，那么，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能够指导实践，那么，这种意见无疑是错误的。可是，错误的意见却已经被运用在实践中了，时机说不定也就过去了。
于是，悖论出现了：我们只能在事后才知道一种意见是否正确，但是，我们却要在事前判断一种意见是否正确。
有人也许会说，按照你这种标准，那不管是不是“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方式，都不能判断出一种意见是否正确。
这话当然不错，但是，采取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以职位高低来确定意见的正确与否，以经验的多少来确定意见的正确与否，以赞同人数的众寡来确定意见的正确与否，等等，它们追求的不是意见的绝对正确，而是最求在有限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这是一个更加容易达成的目标，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还更加能够抓住机会，符合事情的需要。而职位的高低、经验的多少、赞同人数的众寡是可以很清晰做出准确判断的。
采取“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方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评判正确与否的标准很难统一，因为绝对的正确很难达到。或许他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以最符合事务的实际和本质为标准。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的实际，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的事务的本质，而且，因为人与人的不同，这种实际和本质又是不同的。
所以说，这种标准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有效的标准，但在实践中是无法加以有效应用的，根本无法成为标准，是一种假标准。
第二，谁来形成这种标准？
在持有“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观点的人看来，这个问题肯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答案很简单，也很明确，那就是所有的组织成员。由所有的组织成员共同来形成判断意见正确与否的标准，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这个问题的背后，紧接着的其实是如何形成标准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谁来形成标准”更加重要和更加强调操作性的问题。
由于形成标准的主体是组织的所有成员，而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判断依据，都可以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标准，都可以并且需要就标准进行讨论。可是，提出是不够的，讨论也是不够的，提出和讨论之后，需要有一个明确结论：得出一个组织成员共同认可的标准。
这时候到底采取什么方式来获得结论呢？职位的高低、经验的多少不可能被采取，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人，都有独立的判断，不会因为职位和经验而有所区别，它们不符合“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精神。
那么，以赞同人数的众寡来决定是不是可行呢？
从表现上，这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因为毕竟，得到大多数支持的，很可能最接近正确的意见。但是，这种根据“人数众寡”的方式同样不是“意见正确与否”，而且，是不是支持人数多的就更加正确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不论如何，只要它采取了“人数众寡”的判断，那就不是“意见正确与否”的判断了。
第三，谁来判定一种意见是否符合标准？
即使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标准，也还会有问题。那就是，究竟谁来做出判定，说一种意见更加符合标准，一种意见比另一种意见更加符合标准，从而它更加是正确的意见。因为即使是同样的标准，每个人也都对标准会有自己的认识，于是，共同认可的标准只是文字上相同，而文字在每个成员心目中的感觉是不同的。
就像我们说采取适当的方式，对于不同的人，所谓的“适当的方式”是不同的。有钱的人觉得花10万元买辆车送人是适当的，可是对于没钱的人来说，他认为的适当方式可能就是买价值100块钱的东西送人。范蠡就曾经因为大儿子的所谓“适当行为”，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二儿子。
范蠡助越王勾践消灭吴国之后，积极隐退，自称陶朱公，做起了生意，成为大富翁。
某一年，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并且判定要斩首示众。范蠡知道消息之后，决定派自己的小儿子去营救。但是，大儿子知道后，主动要求要去营救。见范蠡不同意，拔刀便要自杀。
范蠡老婆就劝范蠡说：“还是让老大去吧，要不然，老二还没有救回来，老大先就死了。”范蠡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儿子去营救。
大儿子带着满满一车的黄金出发了，可是，看着大儿子的背影，范蠡却并不高兴，而是忧心忡忡地说，大儿子肯定救不回二儿子。
果然，当大儿子回来的时候，只带回来二儿子的尸体，还有就是原封不动满满一车的黄金。
原来，大儿子是范蠡贫穷时候所生的，吃过很多苦，对钱财看得很重，而小儿子是有钱的时候所生的，生下来就车马轻裘，视钱财如粪土。在这样一个需要用钱的时候，派小儿子去，自然花起钱来也无所顾忌，能够打通关系，救回二哥。但是，大儿子却不一样，他对钱财看得很重，用起钱来难免瞻前顾后，思虑再三，时机一过，二弟已经人头落地了。
两兄弟采用的都是“适当的方式”，不过都是自己认为的“适当的方式”，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种“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观点，追求“绝对正确”，无视职位的权威，破坏了组织原则，使得业务流程无法顺畅进行，责权体系紊乱不堪，行动找不到最终的拍板人，也救没有最终的责任人，变成人人都享受主人翁的权力，人人都不承担主人翁的责任。
本来是想避免组织僵化，可不想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职位的权威丧失殆尽，因为并不是职位高的人拥有拍板权；决策的形成非常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正确的决策；执行起来不能到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难以按照决策采取统一行动。
这种困境，使得时机轻易地从眼前溜走，而弥补的措施，又因为权威丧失和执行不到位而不能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在组织中，职位的设置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而是根据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的需要加以设置的，每一个职位，都是完成业务的一个关节点，都承担着业务流程中的一个步骤，都承担着责权体系中的一定责任。随着职位的升高，职位的权力和责任也相应加重，对任职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不同职位对不同人的要求，正是在事前做出的保证他们的决策更加正确的措施。
组织将管理职能分成三六九等，而不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一个职位，都对下属的职位有一定的拍板权。我们确实不应该强调职位上的人的权威，但是，我们应该强调职位的权威，如果职位上的人不能够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无法充分运用职位的权威，我们可以撤换人，但是，职位的权威始终都存在，不因位于其上的人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职位权威，也是位于其上的人发挥作用、树立自身权威的基础。
难怪有人说，这种“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观点是管理上可以听到的最浪漫和最无知的观点。
我们当然要追求正确的决策，但这种决策应该是以不错失时机为前提的。我们当然要提倡头脑风暴，但是，这种讨论还是应该有最终的拍板人，由最终拍板人来决定是否吸纳讨论中的观点，采取何种措施。我们当然要主张发挥每个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这种发挥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以统一的组织价值观为归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