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企高管薪酬过高的畸形现象，有论者提出一个颇有新意的命题：“国企高管工资应与国情接轨”。

　　这位论者认为，国企高管工资之所以应与国情接轨，是因为：国企高管薪酬畸高，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新的分配不公；损害了政府及国企高管的形象；违背了工效挂钩的原则，高薪往往不能跟他们的业绩和贡献成正比。但我以为，探讨国企高管的收入，还应从另一个角度弄清一个问题：国企高管薪酬，为啥不应与国际接轨？

　　在我看来，是因为这样的“接轨”，实为选择性的、脱离现实的“接轨”。

　　一者，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管薪酬的高低是相对于业绩和投资风险而言的。经严格考核证实业绩确有很大增长，高管确实承担着巨大投资风险和创业风险，拿高薪也无可厚非；相反，拿高薪就会遭到质疑。西方国家甚至屡有公司高管因收入与业绩“名不副实”而被逼下台。而我们的国企，既有政策保护，又有垄断地位支撑，风险本来不大，再加上业绩考核和企业投资风险评估缺少刚性，因而往往出现业绩与薪酬水平不匹配、责权利不统一的现象。

　　二者，我们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远不如西方企业规范。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薪酬的决定，严格依照法人治理规则。即便如此，也还不时遭到各方质疑。反观我们的公司法人治理，有其名，无其实，高管的职位实际是任命的，薪酬水平不是市场博弈的结果，问责制度更是趋于“疲软”。在这样的法人治理条件下，“与国际接轨”自然难以获得对高管的激励与约束预期。

　　三者，西方国家高管的薪金是严格意义的企业给付的全部收入，高管行为受到严格的监督，高管一切利益皆置于阳光之下。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呢？正如一位大型国企高管曾说过的那样，到了他那个位置，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如何花销，花销多少，全凭自觉。职务消费实际上成了一个无底洞。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国际接轨，势必导致高管又多了一份缺少控制的收入。

　　四者，西方国家已在反思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弊端，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跟风。比如美国，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近年就遭到公众越来越多的质疑：给高管人员大量股票和期权是否合理？高得离谱的薪酬是否与高管们的业绩挂钩？既然人家都已在反省，我们自然没必要还嚷嚷着与之“接轨”了。

　　五者，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目前还不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全社会的收入水平总体还偏低。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企业员工的家庭收入还在贫困线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与国际接轨，享受高薪待遇，不但脱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加剧贫富分化，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背离。

　　结论应该是明确的：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不是“接轨”二字所能涵盖的。国企高管薪金问题的要害，在薪金之外。解决之道，在深化国企改革，构建符合国情的国企高管激励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