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想前员工、作者李方看来，无论是联想从前的发展历程，还是并购IBMPC之后的未来，都有一只无形的手——企业文化在左右联想。

　　更早的时候，有《联想为什么》，然后是《我的联想岁月》、《失去联想》，新近出版的两本是《联想风云》、《我在联想的七年》，似乎更为引人关注。的确，单看“联想”这两个字，就已经足够引起人们的兴趣，何况正赶上联想并购IBMPC的“天时”。

　　较之以企业史形式出现的《联想风云》，《我在联想的七年》更多的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将联想作为一个企业案例来剖析其总体发展战略。

　　而在联想前员工、作者李方看来，无论是联想从前的发展历程，还是并购IBMPC之后的未来，都有一只无形的手———企业文化在左右联想，失去或者得到联想，最终都是由联想的文化决定的。

　　联想过去：陷入惯性文化

　　东方早报：在您看来，联想当初能够从20万元起家，做到后来这样大的规模，它所获得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什么？

　　李方：我回国后自己创业，但由于遭遇到人的问题而导致了创业失败，所以当时对联想的成功非常感兴趣。联想凭借20万元起家，达到1994、1995年的规模，可以说必然有其精髓的东西来帮助它取得这样的成功。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联想当年一年赚到70~80万元，在两种声音即分红和投入研发与进一步发展中，联想选择了后者。当年在中关村像联想这样的企业成千上万，但有这样长远发展眼光的却不多，我想这是联想有别于其他企业、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东方早报：在一家国内企业做了7年时间并不算短，您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期望？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离开？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我在联想的七年》一书？

　　李方：我最初进入联想是在LAS，后来内部跳槽进入到联想电脑。进入联想，不进入到正规军即联想电脑是非常遗憾的。人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发展，在联想电脑做了一年后，我也曾经想要离开，但此时刚好有一个机会———联想技术发展部成立，运作这个部门对我非常有吸引力，这是联想的关键部门，可以参与重大决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这个部门工作的几年使我受益匪浅，它使我彻底了解了企业运作的实质。

　　后来我之所以能写作《我在联想的七年》，也很大程度上依赖那几年在核心部门工作的经历，了解联想高层思想发展的过程的经验，所以对我是非常有价值的。离开联想的主要原因，是看到联想在战略上屡犯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也不大听得进不同意见了。对我个人来讲，离我进入联想的初衷差距越来越远了。

　　东方早报：事实上从您刚进入联想时就已经通过LAS这个案例对联想发展战略的问题有过切身的体验，联想发展战略的问题一直存在，您认为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关键是什么？

　　李方：这些都不得不追究到联想的文化与基因。贯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就是一条基本线索，那就是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最“短平快”地追求经济效益，自然采用拿来主义。久而久之，从上到下形成唯经济目标导向的巨大惯性。这也就是联想基因形成的起源。

　　联想所犯的错误出自于错误的战略和决策，但我认为这不单纯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更主要是一个群体形成的一种倾向，这就是文化和基因的厉害之处了。

　　东方早报：您在书中表示，如果联想真的愿意学习GE的话，一定要学习它的一个企业文化精髓———“心口如一”（integrity），这样企业才有希望。您认为联想能做到这一点吗？

　　李方： 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联想一个企业做不到，而是整个中国的企业群体都做不到。这些企业发端于转型社会的中国，企业家短视现象非常普遍，在要生存还是要技术的选择中，企业家会选择前者，并抱有美好希望，希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回过头去发展技术，殊不知企业发展的惯性会左右企业一直向前冲，很难回头。比较国外企业100~20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企业仅仅才到了20岁的关口，至少在几十年的磨合期内，中国企业还不能和国外企业相提并论。联想并购：文化成最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