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5月，青海、云南、四川三省均执行或是制定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加上之前已经调整的8个省，截至昨日，今年以来全国共有12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进程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后半年陆陆续续还会有更多的省份加入到调整的队列中来。

　　记者也发现，2010年以来各省调整最低工资的频率明显加快，但从去年开始增幅出现了下降，今年各省延续了去年的态势在调整最低工资增幅时都较为谨慎。

　　5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称，2013年，全国有27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幅度为17%。

　　《第一财经日报》经过梳理各省情况得知，2013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5个省份分别是：黑龙江、重庆、河北、青海和西藏。其中，重庆和青海已于2014年的1月和5月进行了调整。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GDP增速降到7.5%的前提下，各省提高最低工资应本着“慎重适度”的原则，最低工资的增幅不能过快，否则就会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西方，在现实中，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社保水平有直接关联。

　　频率加快增幅收窄

　　人社部和国家统计局从2011年开始公布最低工资调整的情况：2011年，全国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22%;2012年全国也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20.2%。2013年全国有27个省(区、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幅度为17%。

　　截至记者发稿时，今年出台调整最低工资的有12省市：重庆、陕西、山东、北京、天津、上海、甘肃、山西、青海、云南、四川以及深圳市。

　　全国最低工资整体的状况是：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820元，为全国最高;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为1030元，为全国最低。2014年2月1日起，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808元，仅次于上海，位列全国第二。西部各省区市中，新疆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1520元，高于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

　　苏海南表示，考虑到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以及历史上的欠账，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曾经一度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最近几年各省调整最低工资较为频繁且幅度也比较大。

　　苏海南说，按照《最低工资规定》，各省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各省在调整最低工资时需综合考虑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物价上涨情况，社会平均工资提高以及就业状况等多种因素，近年来有些省是年年调，有些省仍然坚持两年调整一次。

　　从2014年已经调整的11省外加深圳市来看，北京、上海维持年年调整的频率，调整的幅度与上一年持平。如北京市从每月1400元增加到1560元，增幅为11%;上海从1620元增加到1820元，增幅为12%，天津从1500元增加到1680元，增幅为12%。

　　重庆的最低工资是两年一调，最高一档在今年1月1日从原来的1050元调整为1250元，增幅为19%，青海省同样也是两年一调，增幅为18%，两省的年均增幅不到10%。

　　年增幅下降最明显的为甘肃省，最高一档从去年的22%降为今年的12%。山东省的最低工资最高一档从去年的1380元提高到1500元，增幅为8.6%，低于去年同期的11%。

　　其他一些省份最低工资的增幅与往年相比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天津和山西省从14%下降为12%，云南省从14%降为13%，陕西省从15%降为11%。

　　在这11省一市中，四川省略有提高，从去年的14%上升为今年的16%。深圳提高幅度较大，从去年增幅的6%提升为13%，带有“补涨”的性质。

　　据本报记者初步测算，这11省一市的平均增幅为14%，低于去年的17%，更低于前两年20%左右的水平。

　　苏海南认为，最近两年最低工资的增幅与前两年相比稍微有所降低，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因为最低工资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GDP增速由原来的两位数降到了7.5%，最低工资的增幅相应也需下调，否则就会导致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最低工资是一把双刃剑，调慢了无法保证低工薪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调快了可能使一些企业承受不了导致某些劳动者失业。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应该本着慎重适度的原则来安排上调的幅度。”他告诉记者。

　　最低工资该有多高?

　　对于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国际上认为比较合适的比例是最低工资标准占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最低工资的争议之一是最低工资是否占比过低。

　　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月社会平均工资为5223元，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560元，最低工资占比为29%。

　　苏海南认为，许多地方所做的比较不够准确，因为多数地方的社会平均工资是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基本以非私营单位职工为对象。它高于包括私营部门特别是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所雇佣劳动者在内的城镇全体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北京市发布的是非私营和私营部门人员平均工资，但估计也没有把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所雇劳动者工资全部算在内，所以按此计算的最低工资占比可能比按全部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相比显得偏低。”苏海南说。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要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这里所说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是指把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私营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以及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雇佣劳动者平均工资等综合计算的平均工资。

　　根据苏海南的测算，如果把私营部门特别是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算进去，现在大多数省市最低工资占到当地从业人员工资的30%左右，少数省在35%左右。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15年是有希望基本达到40%的。

　　章铮认为，农民工是最低工资制度最大的受益群体，最低工资的上调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保水平，在很多制造业工厂，老板是按照最低工资来为员工缴纳社保。

　　“虽然这并不一定合法，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就是这么做的，上调最低工资也能提高农民工养老金水平。”章铮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在深圳调查时也发现，很多制造业企业的工人底薪就是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深圳今年2月1日提高最低工资之后，一些私企老板已经把工人的底薪提高。同时按照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也会增加，小微企业的人工成本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苏海南说，虽然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农民工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但最低工资的作用依然是非常明显的，正是因为有最低工资托底，工人工资的中位数才能向上提升，同时在微观上也能保护企业内部的最低收入者。

　　“各省上调最低工资的水平绝对数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够让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及其赡养人的基本生活切实得到保障，并能够随经济效益提高相应得到提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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