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度过了一个徜徉于书海的假日，又回到了日常工作之中，这正是进行以下思考的好时候：试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醒着的日日月月、分分秒秒，都在工作。
希望成为人中精英的你愿付出多少
也许不是坐在电脑前敲字，不是砌砖、端咖啡，也不是评改论文或修理硬盘，但是仍然在工作：解决问题、接电话、做决策—重大决策，可能涉及数百万美元和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也许你正在观看儿子的棒球比赛，参加姐姐的婚礼、父亲的葬礼，或是孙女的生日宴。也许你正在山坡上或正乘风逐浪。也许你正躺在床上，游离在梦的边缘。
但是，不管你在哪，在做什么，你都在随时待命—无论刀山火海，天崩地裂。
听起来挺有趣？
欢迎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这里说的并非那种靠家族信托基金供养的富二代，而是拿七位数薪水的人。这些人出行坐头等舱，身穿量身定制的西服（或300美元一条的牛仔裤），拿着镀金的健康会员卡；与此同时呢，数百万美国人徘徊街头找工作。
听听学者、政治家和示威者的说法，你就会发现，“肥猫”（意指有钱有势者）是地球上最令人痛恨的物种之一，只比蟑螂好一点，还没有蛇讨人喜欢。人们讨厌他们的主要原因就是：“肥猫”赚的钱远多于上班族。例如，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约是普通人的260倍。这个差距很大，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大。
有一个理由很常见，用以为“肥猫”阶层的薪酬之巨辩护，即他们经营的企业规模与薪酬一起，呈爆炸性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泽维尔·加贝克斯（Xavier Gabaix）和纽约大学的奥古斯丁·兰蒂尔（Augustine Landier）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指出，1980年至2003年之间，首席执行官薪酬的六倍增长，“完全归功于”美国大型企业市值的六倍增长。
这个解释貌似有理，但不够充分。有些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去了解，为何有的人能经商致富而有的人不行。我不禁注意到，在收入不平等的争论中，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问题：纯粹的牺牲。
随时待命
第一，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对于参加竞争的人来说，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及随之而来的强大人脉。第二，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相等的才华。第三，并非所有行业都能获得相同的价值增益：软件程序员和共同基金经理人永远比咖啡师和化妆品销售员赚得多。第四，诚如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在2011年11月/12月刊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中敏锐而详尽地指出，过去40年间，财大气粗的企业说客已经逐渐倾斜了国会的天平。
但还有其他原因，即人们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这个原因往往被各种积怨所淹没：一般而言，每天工作9或10小时的人，与那些以工作为生活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有的人比别人赚得少，且往往少得多。
所谓“完全不同”，我并非指上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住豪宅与两室一厅公寓、开凯迪拉克与丰田卡罗拉、逛科莫湖（Lake Como）与看电影之间的区别。这些只是一个更根本的差异带来的副产品：有人只用面对一个老板以及可能需要处理一位愤怒的客户，而有人需要处理所有愤怒的客户、成百上千的员工、心急如焚的投资者、蜂拥的记者和油腔滑调的政客—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向他（她）讨个说法。
在看《利益风暴》（Margin Call）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工作法则；《利益风暴》是一部老套却又吸引人的影片，讲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一家类似雷曼兄弟的投资银行的故事。即便你并非抵押贷款证券交易员，也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也能够欣赏这部电影并被剧情激怒。整个剧情在影片中的24小时内展开—晚上，一位28岁的分析员意识到，如果市场稍有逆转，那么他所在的公司就可能瞬间破产；而第二天，公司摆脱了自己的“有毒资产”，毁掉了市场，裁掉了大部分员工。随着夜幕的降临，一群百万富翁银行家也开始进行应急处理，包括整个公司的老大—由优秀演员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饰演，他在凌晨两点乘直升机现身。影片的假设不言而喻：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做什么都无所谓，他们必须坐在会议室里。整整一夜。
这就是他们获得报酬的原因，不像那些晚上安然入睡的人—他们睡觉的时候，别人，具体来说就是那些应该处理问题的人，正在试图解决问题。至于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薪酬与绩效
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中，以工作为生活这方面原因遭到掩盖，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华尔街许多拿着高薪应该随叫随到的人，也不都是时刻待命着。他们不会为自己的失职而付出代价，因为自会有人来搭救他们。诚然，他们的股票和期权会受到影响，但是，比起有幸保住饭碗的人来说，他们的整体安逸水平明显高出很多。在漫长的岁月里，无论这些“肥猫”和他们气派的副手为追求丰厚的薪酬付出了多少，这种结果都令人感觉不舒服。
这种薪酬和绩效之间的脱节，也出现在更为传统、受损较少的企业负责人身上。以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为例，2001年9月起，他开始担任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在他任职期间，通用电气公司的股价几乎遭到腰斩，然而他的年薪仍然高达960万美元。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和伊梅尔特一样的企业负责人。董事会—以及一定程度上和股东一起—负责让一切处于掌控之中，但他们往往做不到。
在属于1%的那批有钱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企业家，即我所研究的对象；他们和99%的人相比，不仅仅是及格而已。与金融界巨子和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一样，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过，相信我，他们多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多热衷于赚钱。那些大获成功的创业家就是世界上一些最为有钱有势的人：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中69%的人都是依靠自己创业发家。公司总经理和努力奋斗的创业家之间的区别：如果创业家失败了，那他就得饿肚子了—这是早晚的事，无论他为创业付出了多少年，投入了多少不眠之夜。
有一种观念认为，从长远来看，“以钱生钱”（也即华尔街的主要功能）这种做法能增加很多经济价值；聪明的记者文人用事实驳斥了这一说法。最近一次经济惨败后，或许没有比更多的创业家追求更适合做商业之轮的润滑剂。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作为一个努力工作的有钱人，无论属于哪类群体，都需要相当辛劳地工作，并为自己的企业或机构负责，有很多人指望着他们给自己发工资。
付出与回报
那么，收入差距为何会（一再）扩大？富人们是否比以往都要更努力，牺牲更大？
诚然，这点很难证明，不过，确实有证据表明，积极向上爬的人比其他人休息的时间更少。马克·阿吉亚尔（Mark Aguiar）教授和埃里克·赫斯特教授（Erik Hurst），在为波士顿联储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与收入一样，休闲时间的分配也出现了差异。总之，收入低的人比收入最高的人，拥有更多闲暇时间。
有钱人真可怜？很难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们会被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激怒，那么至少应该了解一下，我们谈论收入不平等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以下两点，几乎所有人都会赞同：
前提1
付出与回报挂钩。最近，工作生活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和美国发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项研究显示，1979年至2006年之间，随着工作时间增加，经济回报也大幅增长。以下是一段摘录：
“在这期间，每周工作40小时的男性，实际收入基本保持不变，而工作时间更长的男性，收入猛增。在给定群体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工种，长时间工作的溢价尤为明显。换言之，男性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失败者”而努力奋斗，工作时间随之增多。”
前提2
工作时间越长，用于生活其他方面的时间就越少。2006年，《哈佛商业评论》中的一项研究，对“极限工作者”—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每周七天24小时随时待命—进行了调查。三分之二的男性和77%的女性表示，他们无法周全地维持家庭生活；65%的男性和33%的女性表示，他们很难与子女建立强烈的亲子关系；46%的男性和46%的女性承认，自己在亲密关系中，投入不足。
这些都回避了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问题：那些想要成为有钱有势者的人，如果得不到丰厚的报酬，还会愿意如此长时间的工作吗？
一些人肯定愿意。最近，《社会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上刊载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旨在分析辛劳工作、不平等和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结论：“工作时间与薪酬不平等之间所观察到的联系，并非经济激励措施的影响。”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金钱并非总是重要的。《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被问到热爱自己工作的主要原因时（答案多选），受访的“极限工作者”中，43%的男性和28%的女性提到了“高薪酬”，而这一因素仅位列第三；前两位分别是，有机会从事“刺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90%的男性和82%的女性），以及有机会同“高素质的同事”共事（52%的男性和43%的女性）。
但是，事实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时间和投入。确实需要。而时间和投入就代表着要工作更长时间、担负更多责任、承担更大压力，等等。丰厚的报酬也许最终不能填补这些空白，但是能够，至少暂时可以缓解痛苦。
达到平衡
最关键的问题：收入不平等的合理差距是多少？由市场还是我们的感觉来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派克和其他人都有些不切实际。在其《外交》杂志文章的最后一段，派克写道：
“……不平等的现状将继续嘲讽虚伪的美国承诺—人人机会平等。不平等会致使经济失衡，不平衡的经济会让有钱人更有钱，随心所欲进行投机生意；而留给中产阶级很少的钱，不足以购买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走上借贷的道路。这是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长远原因。不平等加深了社会的阶级制度，人们被自己的出身所限—这简直是对美国梦的莫大（博客，微博）嘲讽。”
派克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且他的观点无疑是诚挚的。但是，用人们“认为自己应得的”—及其所带来的或好或坏的决定—来代替对收入不平等的探讨，是很危险的做法，很容易让人脱离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冷酷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多么不完美，都不应被忽视。
如果我们想要让收入不平等达成合理平衡，就应该承认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即，其他一切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下，有些人比别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更努力、负责的摊子更大。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个人选择：许多人不愿牺牲生活（或者幸福）去追求自己的事业，而另一些人却会这么做。人们的财富多寡，不论好坏，往往反映了他们的个人选择。
重要的问题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为自己做出这种选择。在我看来，这才是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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