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银(UBS)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埃尔默蒂(SergioErmotti)向所有为他工作的银行家表示，从今以后他们就算出错也没什么关系。埃尔默蒂表示，人人害怕承担风险的企业文化，不符合这家银行或其客户的利益。

对此，人们的回应是，这是多么成熟的表现啊。听到一位银行首席执行官承认风险必须有人承担、人有时会犯一些“诚实的”错误，是一件多么新鲜的事啊。

然而，这并不是成熟，这是疯狂。

从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他的话是正确的。风险的主要问题就是它们有“风险”——有风险的事物总有某种出错可能性。那种犯最小的过失也会遭到一场大骂的地方，往往不能做出最佳决策。

然而，答案不是告诉银行家们，把事情搞砸了也没关系。错误永远也不会没有关系。在银行业尤其如此。如果我是瑞银的一名客户，我了解到我交付了一笔巨款的瑞银银行家们正被教导错误完全可以接受，我一定很不高兴。

这种热爱错误的谬论源于硅谷。在硅谷，“快速失败、经常失败”被当作一种智慧。错误被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以至于做错事情被说成是一种比做对事情更值得赞赏的事。

敢于与众不同的是亚马逊(Amazon)。在亚马逊的价值观中，包含了一条具有煽动性的理性观念，即其领导者“决策正确”。这条价值观并没有扼杀创新，事实似乎正与此相反。2015年福布斯(Forbes)最具创新力企业榜上，亚马逊名列第八。而一直以来谈论失败的美妙之处的Facebook和谷歌(Google)，则根本未曾上榜。

对失败的美化建立在两个心理学上的误解之上。第一个谬论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这一类的证据。我就完全没有从我自己犯的错误中学到东西。我不断地购买不舒服的鞋子，每次我都想着自己会穿上它们。但它们依然穿着不舒服，而我继续购买更多穿起来一样挤脚的鞋子。

世界充满了重复同样错误的人。男人与不适合自己的同一类女人结婚。我共事过的大多数记者对他们的标志性错误“忠贞不渝”——他们永远不准确，或者永远爱用陈词滥调。

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神经科学家表明，猴子从做对事情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做错事情中多得多。当做出正确选择并得到奖励后，它们会记住这件事并能够加以重复，但在做出错误选择后，它们什么也记不住。

第二个谬论——瑞银对此信以为真——是害怕犯错会让我们无法行动，因此我们必须让错误显得不那么可怕。

英国最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之一亨利•马什(HenryMarsh)的经验表明，这也是一派胡言。他必须严肃对待错误，因为如果他搞砸了，病人就会死去。他并没有用所谓诚实的错误没关系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相反他写了一本书《不要伤害》(DoNoHarm)，极其详尽地罗列了他犯过的所有错误，并让每一个错误看起来都尽可能的不可接受。

然而，即使马什把这些错误描述为灾难，他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承认，在每次手术前他都会感到恐惧，然而一旦他开始手术，他就会感到一种“强烈和愉悦的专注”。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的这种恐惧让他无法承担风险。相反，他开创了一种绝妙和大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下，他在病人的整个脑部做检查时，病人是保持清醒状态的。

他罗列失败，不是一种显示自己学到了多少的盲目乐观的尝试，而仅仅是把它们当作一种生和死的现实。就好像这些错误已成了他的一部分，把他塑造成现在的样子。

同样的，我们犯的错误把我们塑造为现在这样的员工。

我在工作中不曾置任何人于死地，但是却伤害过一些人。我常常在专栏中不指名道姓地写到一些人。但有时候他们能从中认出自己，理所应当地，他们因此觉得非常受伤。每次我都没有把他们的身份掩饰得足够好，或者误判了他们的反应。

然而我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我从来不去想：诚实的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记得每一个我伤害过的人，并且一直背负着这种罪责。这也许不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记者，但是它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埃尔默蒂本应该做出这样的明确表示：有时他的员工必须要承担风险，而且有时事情会出错。当错误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应对自己的差错轻描淡写。相反，他们应该铭记所有犯过的错误，把它们记在自己心中评估自己作为银行家表现的计分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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